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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错误》赏析郑愁予的《错误》这首小诗,轻巧清隽,是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佳作.如果说,郑愁予的作品最能引起共鸣、最能打动人心灵深处的地方,莫过于美与情,那么《错误》这首诗可谓其中的佼佼者,为诗人奠定了他在台湾诗坛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.初看这首诗时,最先感受到的便是它的中国性.这是一首绝对的中国诗,是一首属于中国人的诗,讲着一个永恒、美丽的中国的故事.因此,这首诗的外壳虽标榜着学习西方技巧的现代派,但它所传达出的更深一层的中国传统意识是不可置疑的.《错误》一诗,承受的可说是中国古代宫怨和闺怨一类诗歌的传统.诗中主人公"我"骑着马周游江南,留下了独守空闺的女子,日以继夜地等待着、盼望着情人"我"的归来.然而女子痴痴的深情却换来了漫长又百般无聊的等待.所以,她的心"如小小的寂寞的城",没有"东风"为她传递消息,没有满天飞舞的春天的"柳絮"；所以她的心是"小小的窗扉紧掩",时刻留意着青石道上的"跫音",甚至连帷幕也不揭开,去看看窗外花团锦簇的春景.刘禹锡《春词》中"新妆宜面下朱楼,深锁春光一院愁"与上述所咏的怨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,含蓄不露,又悠长深远.终于"我"回来了,达达的马蹄声对她而言是美丽的,因为日盼夜 盼的心上人归来了,但转瞬间,这无限的喜悦变成了无限的失望.因为"我"只不过是过路罢了,而不是"归人".这"美丽的错误"捉弄了她,就好像上天捉弄了她一样.或许,有些人会把诗中的"我"理解为浪子无家可归的悲哀,而这种理解是未尝不可的.处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台湾人的心态是一种漂泊,等待着一天能够有个定位,他们在台湾岛上仅是一个过客,想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,与亲人团聚.然而,由于政治缘故,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,因而产生出失落惆怅之感.不过,如果尝试把郑愁予的其他诗作与《错误》相对比的话,不难找出有力的旁证.如郑愁予《情妇》中"我想,寂寥与等待,对妇人是好的"和"因我不是常常回家大那种人"两行,皆表现出女子深守闺中,等待主人公归来的主题.另一首诗《窗外的女奴》中"我是南面的神,裸着的臂用纱样的黑夜缠绕.于是,垂在腕上的星星是我的女奴"亦透露了女子在冷清寂寞的悠长岁月中,空等着男子归来的凄凉心境.《错误》这首诗共九行,九十四个字,全篇幅不长,但所表现的艺术技巧不仅被人称道,更被人在口头上传诵.从结构上看,隐含着纵横两条线索.明显可见的纵线是自大景到小景,层次分明.开头两句先以广阔的江南为背景,再将镜头推移到小编,然后到街道、帷幕、窗扉,最后落在马蹄上及打破前面一片寂静的马蹄声.这种写法与柳宗元《江雪》中从"千山鸟飞绝"的大景,最后落墨在渔翁独钓江心的小景上的空间处理,颇有相似之处,将诗情层层推向高潮.从横线来看,开头两句应该是结尾,正是因为"我"从江南走至女子的处所也不进去,女子期盼的"容颜如莲花开落",等待的炽情变成了心灰意冷.最后两句本应该是"我不是归人,是个过客",所以"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",在这里诗人用了一个小倒装句.这样的安排,造成了结构上的参差错落,因而更显得诗意盎然,在不协调中闪发出光彩.这首诗另一动人之处是其语言之美,特别是"美丽的错误"数字.这句话原本就是矛盾的,"达达的马蹄"敲响了女子希望重逢的心灵深处,因而美丽.不过,这马蹄声仅仅从前面路过,并不为她的企盼而停驻,因而是个错误.这一起一伏,前后情景的逆转,产生了高度的戏剧性,更形成了清劲跌宕之势.若与此诗的中国性联想,又似王翰的"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"所表现的意境. 同时,郑愁予在诗中还运用了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意象,如"莲花"、"柳絮"、"马蹄"、"春帏",特别是"东风"这一意象取李商隐《无题》中"相见时难别亦难.东风无力百花残"之意,再再表现了郑愁予中国性的最根本的所在.杨牧在《郑愁予传奇》的长篇文章说："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,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,形象准确,声籁华美,而且绝对地现代的",强调了郑愁予诗歌语言的中国化,从而体现了中国的思想与情感.文字纯净是这首诗的另一个优点.郑愁予在谈论写诗技巧时,说："写诗要忠诚,对自己诚,而不是唬唬人的,如果写的东西连自己都不确定,那就是不忠实."因而郑愁予的《错误》强调纯净利落,清新轻灵,不在文字上玩弄游戏,或堆砌词藻,竭力以最忠实的文字展示诗人最忠实的感情.这是一首真实、真情的诗.《错误》至今仍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弦,我想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于以词藻取胜,而是以它内在的情感感动人.这种情感不伪装、不雕饰,在诗中使情景和谐一致,产生了意味不尽的艺术感染力.欣赏《错误》1．解题现代诗社主要成员郑愁予的诗歌以婉约见长,他的爱情诗更是清新婉约.《错误》以江南的小编为中心意象,写思妇盼归人的情思,意境优美深婉,被誉为“现代抒情诗的绝唱”.杨牧：“自从现代以后,中国也有些外国诗人,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学写他们的‘现代感觉’,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,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,形象准确,诗句华美,而且绝对是现代的.”郑诗大都以旅人为抒情主人公,被称为“浪子诗人”.“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,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,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,我把这些写进诗里,有些人便叫我‘浪子’.其实影响我童年的和青年时代的,更多的是传统的仁侠精神.”（仁侠精神与浪子情怀的结合）他的诗歌在台湾传唱的程度,恐怕不亚于李后主、李商隐.他的诗歌,一种是豪放、爽快、豁达的“仁侠”精神,酷似李白；一种则是曲折动人、情意绵绵、欲语还羞的婉约情韵,宛若李商隐.两种气质充分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.正是这种修养使他避免了台湾现代派诗歌的缺点,把中国的传统意识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一体,使他成为地地道道的“中国的中国诗人”.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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